1934年十月初，蒋介石听着秘书长杨永泰汇报有关第五次“围剿”的进展，忽然发出一声狞笑，说：“看来，还是我蒋某人更加厉害。”
他很快收敛了笑容，厉声下令：“传令下去，让各省主席、军以上得到官员紧急到庐山开会。”
但就在这时候，蒋介石想起个人来，他犹豫了一会，还是补充了一句：“另外，让第四行政区的莫雄也来。”
为什么单独要提这个人呢？因为莫雄只是一个师级官员，并不属于够资格参加庐山会议的官员，蒋介石当然是看重他的能力，才让他破格参加这次绝密会议。
但恐怕蒋介石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就是这句话，让他的“绝密计划”功亏一篑。这究竟是咋回事？想要了解一切，还得从莫雄这个人说起。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与里那些“世家大族”出来的官员不同，莫雄的父亲并不是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物，只是一个靠泥水编织养家糊口的贫苦老百姓，所以莫雄只上了三年的私塾，就为了补贴家用出来干活，做些帮人放牛割草、打打杂工一类的事情。
这一年的莫雄不过12岁，当时的人们被腐朽的制度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大部分人都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只能延续贫穷，是很难有出息的，因为他们没条件接受教育，只能为了填饱肚子而埋头苦干。
没有任何人能预料到，这个贫寒家庭出身的少年会在将来为中国人民立下一件大功。
13岁那年，莫雄为了赚钱来到了广州，他当时找到一份工作，那就是在石室神学院里当一个伙夫。
别人干活就只顾着做完眼前的事，然后该休息休息，该玩乐玩乐，但莫雄不一样，在忙碌的工作后，他会请教神学院里的人，学着读书识字，他有幸看了很多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书籍，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这些书本，让莫雄的眼界开阔了许多，他不再拘泥于眼前的生计，而是考虑起了国家的未来。
三年后，接触了进步思想的莫雄已经16岁了，他毅然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执行了诸如“打入清廷新军内部，秘密发展会员，日后配合革命党举行武装起义”等任务。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在广州打响，11月，莫雄加入了广东北伐军，凭借自己过人的能力，他先后担任了排长、连长等职位，为推翻清廷立下汗马功劳。
当时莫雄的豪迈英勇在军中广为流传，再加上他健谈、乐于结交朋友，很得人心，因此军中上上下下都喊他一句“莫大哥”。
但就是这么一个本该继续在战场上发光发热的好战士，偏偏因为蒋介石的安排坐了“冷板凳”。
其实莫雄对蒋介石来说，是有救命之恩的。在1922年的时候，北伐军举兵讨伐军阀吴佩孚，当时蒋介石任大本营参军一职，又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留守在大本营中，但是没有想到某天桂林附近一万多名山区土匪包围了大本营，蒋介石就好像被困在瓮里的王八，随时随地可能小命不保。
有这层“救命之恩”的关系在，按我们平常人来看，蒋介石不提拔莫雄也就算了，怎么还恩将仇报呢？缘由是蒋介石觉得莫雄的思想和自己的背道而驰，不是“自己人”！
1924年1月，孙中山改组，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推崇国共合作，泥腿子出身、又吸收了不少进步思想的莫雄就是积极拥护者之一，这就让他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在北伐战争中，莫雄凭借军功一路坐到了旅长、师长的位置，可战事一结束，蒋介石就故意冷落他，夺了他的兵权，妄图打压推崇孙中山先生的那一批将领，培养扶植自己的嫡系。
这一下，莫雄是彻底认清楚蒋介石的真面目，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是与孙中山三大政策背道而驰！
就这样，曾经对蒋有救命之恩的莫雄与他分道扬镳，因为莫雄清楚：两个人的思想是不一样的，未来要走的路也是不一样的。
1930年3月，莫雄跟随张发奎进行“反蒋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莫雄的官职被一撸到底，赋闲在家，直到他去上海见到了元老宋子文，情况才稍微好一些，得了一个税警总团总团长的差事，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莫雄也在战场上为抗击日军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果让莫雄没想到的是，《淞沪协定》签署后，他又被蒋介石晾在一边，这哪里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该过的日子？
的内部就是如此，他们分派系、分势力，外忧还没解决就先顾着内斗。对他们来说，任用的人才究竟有多少才华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人是不是“自己人”，如果是自己人，哪怕犯了大错，也会有一大堆同派系的官员出手庇护，若不是，那么即使这个人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武曲星，他们也只会把他晾着不用。
1934年，莫雄能够再一次被蒋介石“重用”，第一是因为蒋介石的确找不到什么能用的人才；第二是因为莫雄虽然干过“反蒋”的事，但对老蒋的确有救命之恩；第三主要是因为莫雄和一个人从前有不小的交情。
那个人就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僚，时任南昌“剿共”行营秘书长一职的杨永泰，此人能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而他早在1923年的时候就认识了莫雄。
莫雄的军事才华与战场上的骁勇英姿令杨永泰赞赏不已，再加上杨永泰认为莫雄既然曾经救过蒋介石，那么说明他不是不能被招揽的，于是连续几天里，杨永泰都热情地招待了莫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莫雄这个人才加入自己的势力。
杨永泰对莫雄说：“根据‘剿共’的需要，蒋委员长准备在江西实施专员制度，把赣省划成几个行政区，其中赣北的第四行政区还没有委任专员兼保安司令，老兄啊，你去当怎么样？”
莫雄听完后立刻摆手拒绝，他委婉地说明了自己被“挂闲”的情况，自谦自己可能没那个本事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但杨永泰却不以为意地打断：“这有什么，我看莫兄你就不要推辞了，司令这一个位置可是得担任过师长以上的将官才够资格去做的，我看你是最合适去干的。”
有了这话，莫雄才犹豫着应下了这份差事，杨永泰心下大喜，他立刻把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得到允准后就以“南昌行营”的名义给莫雄下达了委任状，除此之外，他还交给了莫雄一张3000元大洋的支票。
这倒是非常符合招揽人才的作风，他们都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只要钱给得够多，官位给得够大，就会有无数人才心甘情愿为他卖命。杨永泰恐怕觉得，莫雄应该已经为高官厚禄而折服，从此以后会老老实实地替做事了。
但他怎么也猜不到，同意出任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立即找到了一个人，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剿蒋’，我要用他的拳头打他的嘴巴！请你们派一些员过来，和我一起干吧！
原来，莫雄虽然身在的阵营中，却早已变成“白皮红心”，他答应杨永泰的招揽，不过是想替出自己的一份力。
早在1930年的时候，被蒋介石晾着的莫雄前往上海，想要谋一份差事，他凑巧遇见了党员刘哑佛。
这两个人是有旧交情的，莫雄当粤军十一师师长的时候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该师部的政治部主任就是刘哑佛。在相处中，莫雄肯定了刘哑佛的进步思想以及对革命的热情，由于相同的理念，两个人越走越近，变成了一对莫逆之交，在刘哑佛的引领下，莫雄开始了解，并对这一支真正为了人民的队伍充满好感。
刘哑佛将莫雄介绍给了项与年、严希纯、卢志英等党员，当时正因为受到冷落而对前途迷茫的莫雄在与这些人的交往中逐渐认清楚了中国的未来，也切实找到了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宁愿耗费毕生精力也想完成的理想。
莫雄想要站在红色的旗帜下，为中国奉献自己的一生，当他正式提出自己的入党申请时，严希纯却为他转达了党的意见，那就是：暂时不要入党。
中国当然并非是不欢迎莫雄的加入，但结合当时的情况去看，莫雄在的阵营里能做更多的事，理由在之前就提到过了，内部因为各方势力相互斗争，所以非常讲究“攀关系”，而莫雄作为早期就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人士，他在内部的人脉是很广的。
莫先生你是革命的老前辈，又是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人，现在请求加入，我们肯定是欢迎的。但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中资历老、社交也广，为了方便工作，最好还是暂时不要参加。今后凡是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我党难得的是有一个虽不是党员，但又一心为党工作的和朋友。今后，入党的机会是很多的。虽不是党员，但党需要你做的事，而又是你力所能及的，就请你帮忙解决，你认为对党有利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如果你能做到这两件事，我们便十分满意。
听到这番答复的莫雄虽然有些失望，但也理解党组织的决定，他忠诚地遵从党的安排，安安心心留在的内部，等待自己能为党的事业出自己那一份力的时刻。
收到委任状的莫雄前往上海，找到了中央特科的严希纯、项与年、刘哑佛，请求的帮助，希望可以派出合适的人选跟随他一起前往江西。
当时是啥状况？蒋介石正准备以150万大军对红军展开“围剿”行动，而党的临时中央机关，就在江西！严项刘三人立即把这个重要情况上报，最终，由包括项与年、刘哑佛、卢志英在内的十多个党员跟随莫雄前往江西。
莫雄对外只说这些人是自己以前的“旧部”，不仅将他们顺利安排进了赣北第四行政专署、保安司令部，甚至后来还借自己与杨永泰的关系，将多名我党送进特务高级训练班，为我党的地下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让莫雄取得人的信任，地下工作者巧妙安排，让莫雄与德安（设立的江西第四行政专署就在这）当地的红军取得了联系，两方你来我往，做了几场“莫雄率兵大获全胜”的戏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收到捷报后果然大喜过望，不仅通报表扬了莫雄在“剿共”行动中的“功绩”，还特地安排莫雄参加了一场只有军以上级别的官员才能参加的秘密会议。
这场会议就是就是文章一开头提到的庐山会议，而会议内容，则是有关蒋介石宣称“足以将的部队彻底消灭”的“铁桶计划”。
会议举行的地点在庐山，在会议室外安排了层层叠叠的卫兵严密把守，除了蒋介石点到的那些内部高级官员，哪怕是一只苍蝇也别想飞进里头。
会议室内，官员各个表情严肃，而蒋介石在环视了一周后，目露凶光，提出了自己的“铁桶围剿计划”。
这个计划是蒋介石特地邀请德国军事顾问团一起研究整合出的，他决定，调集150万大军，在以中央苏区为中心、方圆300华里的地方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各个部队依照指令在对应地点驻扎后开始修建铁丝网、碉堡等工程，并逐步向内收缩，每前进10华里就再拉开一道铁丝网、修建碉堡，如此反复，一共拉起整整30道铁丝网、30层火力封锁线，将红都瑞金里的红军队伍彻底困死。
另外，为避免红军突围，蒋介石还配备了1000辆美国实轮军用卡车，用来拦截那些冲破包围圈的红军战士。
这一场会议整整开了3天，蒋介石自认为“铁桶计划”万无一失，他必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有关“铁桶计划”的文件足有一、二斤重，这中间还包括了每个部队负责地段的详细地图、具体指示条文、各种表格和计划书，甚至连碉堡结构的图纸也在里面，一份份的文件上都被盖上了“绝密”的字样，而参与这次会议的军官在拿走文件时还要根据对应的编号签字领取，这是为了确认和保证“铁桶计划”的资料不会外泄。
但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亲口下令叫来参加会议的莫雄，就是将“铁桶计划”一拳砸出个窟窿的人。
莫雄光是听完计划的内容，就已经意识到红军处在很危险的境地，如果蒋介石真的成功实施了这个计划，对于来说就是灭顶之灾，想要帮助我党从困境中逃脱，就必须立即将这些资料传递给党组织！
莫雄带着资料立即赶回了第四专署保安司令部，并把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三个人喊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交出了装有“铁桶计划”相关文件的公文包。他们看完资料后，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刘哑佛谨慎地询问：“莫大哥，你说怎么办？”
这哪有什么怎么办的，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你们马上去向党组织报告，还好咱们呆的地方离瑞金不是很远，你们把情报抄好，尽快送过去的，其他的事由我一力承担！
莫雄能说出这句话，是做好了事后被蒋介石报复的准备的。红军能够成功脱逃，蒋介石肯定会猜测有人泄露了机密，到时候一一筛查下来，莫雄的身份很有一定的概率会暴露，那时候他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
刘哑佛嘴唇微微发颤，有些说不出话来，他握紧了莫雄的手，沉声说：“莫大哥，我们代表党感谢你！”
但时间紧迫，他们连话都来不及再多说几句了。三名员连夜赶工，将那些文件上的重要内容用特殊的方式书写在4本学生字典上，完成一切后，运送情报的重担就落在了项与年的头上。
项与年表示：“中央苏区和临界的地方客家人比较多，我会讲客家话，是最适合执行这个任务的。”
项与年定制好行进路线后就立即出发了，他打扮成教书先生，尽可能地往山上、丛林中走，因为不会在这些崎岖难行的地方设立哨卡，为了避人耳目，项与年当然不能在旅馆之类的地方住宿休息，他只能像个野人一样睡在山上。
这些苦难光靠语言根本没办法描述，只能说，员都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与信念感，项与年扛下了这些困难，但即使是这样，项与年还是遇到了一个难题：进入兴国县地界，在靠近茶园村的地方，的官兵已经将这里彻底封死了，只要看到疑似的人，他们就会不问青红皂白直接把人抓起来，宁可错杀三千，不肯放过一个。
为了突破这个关卡，项与年用石头硬生生砸下了自己4颗牙齿，让自己看上去像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乞丐，然后将记载着绝密情报的4本字典藏进污秽的讨米袋里。
敌人原本要搜查项与年的身体，但看项与年不过是个乞丐，又被讨米袋的气味熏得不行，所以直接放行了。
就这样，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总算顺利地传递到了周恩来的手中。根据这份情报，中央红军紧急实行战略大转移，等到11月上旬，军队按照“铁桶计划”的指示将封锁线推进到瑞金城时，只得到了红军主力已经突围西去的消息。
蒋介石苦心孤诣谋划的、自以为完美的“铁桶计划”，就这么变成了一场笑话。遵义会议后，在北上的途中还特地给予了莫雄等人极高的赞誉，他说：“
而在“铁桶计划”功亏一篑后，蒋介石并没有发觉是莫雄泄露了机密，他依旧将莫雄当作自己的“能臣”，甚至安排莫雄前往贵州毕节，要他率领部队阻击红军队伍。
但莫雄怎会是去听蒋介石的安排，他为何会留在内部，就为了给我党提供帮助，所以当他接到贺龙所率领的部队就要经过毕节的消息时，假装带兵外出围堵红军，拱手让出毕节，让红军兵不血刃就顺利通过了这道关卡。
也因为这个举动太过惹眼，莫雄差点丢了性命，但内部有和他关系不错的张发奎、陈诚出面担保，莫雄被蒋介石关了几个月后就又被放了出来，继续在龙潭虎穴中为我党工作，直到新中国初升的朝阳照耀在每一个中国人民身上的那天。
1980年2月，这位传奇将领因为患有严重肺癌而逝世，而他的功勋将被党和人民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