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13日，一夜之间，在东、西柏林之间竖起一道由铁丝网、水泥桩、混凝土墙混合组成的隔离带，这就是著名的“柏林墙”。柏林城从此被一分为二。在当时冷战的大背景下，这道墙也成为一个重要隐喻，象征着德国以及全世界的分裂。
一道墙，把柏林分成了两个世界，改变了墙内墙外柏林市民们的生活。西柏林市民依旧可以自由进出东柏林，但手续比较繁杂；东柏林市民进出西柏林的大门却被全部关闭。此后数年，无数东德人为了翻越这道墙，想方设法、费尽心机，有的身陷牢狱，有的付出了生命……
2014年9月16日，美国加州西米谷市，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展示的柏林墙残片。
二战结束后，德国被美、英、法、苏一分为四。柏林，也遭受了相似的命运。最初，虽然也有些小矛盾，但基于战时合作所培养的宽容和忍让，各国之间至少保持了表面上的和谐。柏林虽然被苏联、美国、法国和英国分别占领，但柏林的市民还可以自由来往。
彼时，整个欧洲的态势是：苏联人在欧洲优势显著，东欧诸国为苏联所控制，英、法则疲弱不堪、复兴乏力。尽管斯大林宣称，控制东欧只是出于保证苏联传统安全的考虑，并无意于继续扩张，但美国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看到了欧洲有被苏联人全部吞并的危险，于是积极推行欧洲复兴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所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只是发出冷战宣言，马歇尔计划则是冷战行动，促进冷战格局形成的。
1947年６月５日，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首先提出援助欧洲经济复兴的方案，即“马歇尔计划”，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马歇尔计划正式施行。根据该法案，头15个月，美国政府将向欧洲国家拨款53亿美元。表面上看，这一计划面向整个欧洲，包括苏联在内，但这钱并不好拿，计划带有苛刻的附加条件，比如受援国必须要提供本国经济情况的统计数字，允许美国对其内部预算做某一些程度的控制等。大多数西方国家权衡利弊，选择了接受。苏联则表示坚决反对，不光自己反对，也不允许他们控制下的东欧诸国参加。
与此同时，美、英、法三国在德国占领区实施合并，推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全部收回流通中的帝国马克，给西占区的每个人发放60德国新马克，同时，以10:1的比价兑换新马克等等。此举造成两个后果：一是新马克的购买力远超于旧马克；二是德国走向实质性分裂。
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西欧国家经济很快恢复，人民生活水准慢慢地提高。苏联没那么雄厚的财力，就带着东欧小兄弟们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各国抱团取暖，对抗马歇尔计划。这种经济上的差异显而易见，最明显的是在柏林城内。
当时的西柏林，受惠于马歇尔计划，经济发展好于东柏林。很多德国人生活在东柏林，工作在西柏林，也就是在资本主义挣钱，到社会主义来花。根据当时的汇率，一杯啤酒的价格在街道东边的酒吧内只有西边的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在东柏林，西柏林人只需要花上几个芬尼就可以理发，带上一点零钱就能在东柏林的国家剧院或者柏林剧院待上一个晚上。
对于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再崇高的主义，也抵不过现实的经济需求。大量东柏林人，乃至很多另外的地方的东德人，都借由东柏林这一通道，跑到西柏林，或者再通过西柏林，跑往西德。而西德也经常以高工资、重新安置补助以及更容易买到消费品这些诱饵，挖走东德的技术工人。从1949年到1961年，东德有近300万人逃离，占总人口近六分之一。
迁往西德的东德人，主要是技术娴熟的工人、医生、护士、教师以及工程师。这些人口的大量流失，不仅导致东德劳动力短缺，更对东德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曾在一次与赫鲁晓夫的私人会谈中建议苏联派遣“外来工人”帮忙承担东德人不能做或不愿做的工作。赫鲁晓夫听后火冒三丈，他回绝道： “苏联工人会怎么想！我们打赢了战争，现在倒要打扫你们臭熏熏的厕所？”
在想了很多办法但依然留不住人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乌布利希最后想到了筑墙。
从1960年至1961年初，东德经常会有过境站点、现场检查点临时关闭等现象，一些公共交通工具到达区域边界被要求折返，尽管上面的乘客是在西柏林工作下班后返回住处的东柏林人。
在1961年8月12日代号为“玫瑰”的行动后的第二天，东柏林的边界被完全封锁，东德军队和工人开始安装带刺的铁丝网和围墙。图为1961年，西柏林人观看东德建筑工人砌墙。
西柏林就是一个渠道，他们是通过这个渠道贩卖人口，而且食物和原材料也是通过这一个渠道流出我们共和国的。
他提议：用边界守卫、障碍甚至带倒钩的铁丝网来堵住这个洞口。在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默许了乌布利希这一想法，但并没有给出明示。两个月后，苏联驻东德大使波伏金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再次提到了东德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迫切心情。他说，东德人急切地希望掌控东德和西柏林之间的边界，掌控边界之后就可以“关上通往西德的大门”，减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人口外流，减轻经济阴谋对东德带来的影响。
1961年6月初，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会晤，但在柏林和德国问题上没取得任何成果。维也纳会晤的失败，进一步坚定了东德关闭柏林通道的决心。东德的内政部部长卡尔马隆命令在柏林成立一个“特殊安全单位”，由1500名东德警察组成，东柏林专属的“预备警卫队”人数也大幅增加。
与此同时，大量的苏军进入东德境内。已经退休的苏联前国防部副部长伊旺·高尼夫元帅被重新召回担任苏军驻德司令官。高尼夫是公认的城市战专家，他的启用，说明苏联在为边界封锁后可能的暴动和冲突做准备。至于具体的封锁计划，乌布利希早已胸有成竹，他告诉波伏金大使：
用带刺的铁丝网和围栏，重要的边界火车站，比如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必须立刻隔开，并且用玻璃隔开，最好选个星期天，夏季的星期天最理想，因为柏林人会去森林或湖边郊游，等他们傍晚回家之前，一切都弄好了……。
8月初，东德边境警察部队和交通部合作，包括水泥柱、带刺铁丝网、绑扎铁丝和肘钉等筑墙所需要的材料均准时到位。7日，乌布利希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了封锁计划，并将日期定在13日，代号“玫瑰”，由他的安全事务秘书埃里希·昂纳克全权负责。
东德的行动虽然秘密，但西方国家并不是一点没有察觉。肯尼迪在与他的助手华尔特罗斯托一次谈话中说：
赫鲁晓夫正在失去东德，他不能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失掉了东德，他就会失去波兰和东欧的其他几个国家……他不得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阻止难民逃跑——或许就是修一道城墙。我们无力阻止。我可以把西方联盟统一起来防卫西柏林，但我却无法让东柏林保持开放。
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也再三告诫乌布利希，东德“不得越雷池一步，一定不可以侵占西柏林的领土。”在这一点上，苏联、美国领导人认识竟然出奇的一致。
整个柏林边境线上，每隔两米就一个哨兵，防止有人逃跑。士兵们用液压钻眼机在林荫道的路面上打孔，边境警察、工厂自卫队和建筑工人用带刺的铁丝网、坦克路障和新浇筑的水泥支架阻隔街道。所有跨境街道被封锁后，接着就是12条通过边境区域的地铁和轻轨，边界或者靠近边界的数十个停靠站被关闭和封锁。
东德当局不允许靠近柏林墙边界的公寓继续正常使用，并用砖封住了边境附近建筑物的所有窗口。图为1961年，居住在墙边的居民被迫搬迁，旁边站着一名沿着铁丝网巡逻的东德士兵。
凌晨6点，东西柏林边境的封锁任务全部完成。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中，苏联红军驻扎在离边界一到两公里的地方待命。
之后数年，柏林墙不断被加固加高，几经修葺，除了超过3米的混凝土墙，还配有障碍墙、路障、巡视区、瞭望区、警报系统等完善的设施。德国人把他们的认真、严谨的民族性格在这道墙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尽管东西方的政客们对柏林墙早有准备，但柏林市民对此猝不及防，愤怒的情绪随之而来。西柏林的一部分青年人来到波茨坦广场，面对手里端着刺刀、排成一行的东德士兵，他们只能大声谩骂，不久西德警察赶来，强迫他们远离边界线。东柏林这边，一位当时的记者这样记录他所看到的景象：好奇的人群和面带怒色的旁观者聚在一起，有人冒险冲向刚建起来的边界屏障，但绝大多数还是畏缩不前。
1961年8月15日，在得知柏林墙修建消息的第三天，19岁的国家人民军士兵康拉德·舒曼便跳过了当时低矮的铁丝网边境，进入西柏林。这一瞬间被西方媒体记者抓拍到，此事也成为了冷战期间西方用来广为宣传的样本。他也是第一个越境的边境守卫。 图片来自维基
隔离线建好后，关于怎么阻止越界者，东德政府并没有明确意见，在是否向越界者开火问题上，军方曾给士兵发过一个开枪指南，其中一条限令是士兵在朝越界者开火的时候，最好是瞄准其腿部，且在此之前需要开枪警告。但在真实的操作上，这一限令很快就形同虚设。
第一声枪响很快到来，枪口下的冤魂叫冈特尔·利特芬，这个年轻人工作地点在西柏林，柏林墙的建起意味着他的失业。8月13日之后，他一直骑着自行车在边界周围游荡寻找机会，最后选定走水路，因为他的水性不错，并且相较于加固的屏障，他认为水路非常容易突破。24日下午4点左右，他来到一个位于“洪堡港”的铁桥上，突然后面传来“不许动”的喊声。驻扎在此处的东德交通警察发现了利特芬。但此时的利特芬已是箭在弦上，他朝一个码头狂奔过去，然后一头扎进水中，奋力游向对岸的英国人占领区。东德警察慌忙朝水中的利特芬开了几枪，但并没有命中。利特芬在距对岸还有约25码的时候，另一名边界守卫打开自动武器向河中扫射。一颗子弹从利特芬的脖子后射入，贯穿了下巴，利特芬沉入水中。此例一开，之后枪声不断，死亡屡屡出现。
9月20日，在昂纳克主持下，东德中央政府召开了一个特殊会议。会上，昂纳克严肃告知与会部长和军官们，“必须阻止一切跨越边界的企图”，会上颁布了“向叛徒和侵越边界者开火”的密令。根据这一指示，东德国防部发布命令：为达目的可使用武力，目的是不顾一切代价，阻止逃亡者踏上西德的土地。至此，东德武装部队的开枪行为拥有了合法化的外衣。与开火命令同时实施的，还有奖惩规定，即放走越界者，受到严厉的军纪惩罚；成功阻止的，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将得到升职、奖章或者加薪。在这样的氛围中，卫兵举枪射杀越界者的举动也就容易理解了。
枪击中造成影响最大的是1962年8月的费查事件。8月17日，18岁的彼得·费查和他的一个好友准备翻越边界的障碍逃往西柏林。当他们攀上第一道铁丝网障碍时，边界警察从大约50码的地方开火，他们继续向前跑，他的朋友最后成功翻越最后一堵高墙，安全抵达西方，彼得则被击中小腿动脉，倒在墙下，直到近一个小时后，才被东德警察送往医院，很快死亡。这件事引起了西柏林人持久而猛烈的抗议。白宫甚至专门为此讨论类似的事件，是不是能够为受害者提供急救。东德当局也吸取这次的教训，指示边界部队“如果开枪射击导致侵越边界者受伤的话，受伤的边界侵越者要立刻而且毫不拖延地被救回，并迅速送往后方急救”。
当地时间1962年8月17日，18岁的东德人彼德·费查试图翻越围墙，在攀至顶部后被东德士兵发现并开枪射杀。1997年3月，两名开枪的东德士兵Rolf Friedrich和Erich Schreiber分别被判刑20和21个月。Wolfgang Bera/东方IC
当越界者本身也持有武器的时候，枪战就不可避免。1962年4月16日，19岁的军官学员彼得·波姆与一名战友逃跑，他们携带，在从波茨坦地铁站进入西柏林万塞区时被发现，双方发生交火，波姆，战友被捕。与波姆交火的巡逻队头头也被子弹击中，重伤不治。柏林墙存在期间，共有20余名东德边界警察死于柏林，其中几乎一半，是被逃跑的战友杀害的。
1.〔英〕弗雷德里克·泰勒著，刘强译：《柏林墙》，重庆出版社2009年；
4.〔德〕汉斯-约阿希姆·马茨著，徐珺译：《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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