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将士英勇无畏，却鲜有人知在这场战争中还有一个让人不齿的叛徒。1952年的深秋，朝鲜半岛寒风凛冽，白马山下的阵地上，一个身着志愿军军装的身影悄悄向敌方阵地爬去。这个人不是去执行特殊任务，而是为了投敌求荣。这一叛逃行为，让6700多名志愿军将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也让这座并不算高的山头成为了志愿军战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他究竟是谁？为何会背叛祖国和战友？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曾经的文化教员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背叛的代价仅仅是敌人承诺的一件棉衣。这个让彭德怀司令员都痛心疾首的叛徒，他的故事可以让我们深思。
1949年春，军队在长江以南节节败退之际，时任军中尉的谷中炼正带领一个连队驻扎在湖南常德。当时，已经攻克武汉，大军南下之势不可阻挡。谷中炼所在的部队士气低落，军纪涣散，逃兵事件时有发生。
在一个雨夜，谷中炼带着自己的证件和一些文件，趁着夜色悄悄离开了军营。他没选跟随军队撤往台湾，而是主动向投诚。由于他的文化程度较高，又有军事经验，接收他后对其进行了短期的政治审查和思想教育。
投诚后，谷中炼改名为谷中蛟。这个改名背后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负责接收他的干部认为＂炼＂字有＂炼石为金＂之意，容易让人联想到其军官的身份，建议他改个新名字。谷中蛟选择了＂蛟＂字，一方面是由于这个字与＂炼＂的发音相近，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他想要在新的革命队伍中＂化龙＂的愿望。
1949年秋，谷中蛟被分配到38军。这支部队是的主力之一，当时正在进行整编。38军领导层注意到谷中蛟的文化水平和军事经验，决定派他去南方中央军事政治训练学校深造。这所学校是为培养新中国军队骨干力量而设立的，能够被选送到这里学习，本身就说明组织对他的重视。
在军校期间，谷中蛟表现出色。他不仅在军事理论课程中名列前茅，在政治学习中也展现出很强的理解能力。他的一篇题为《论的优良传统》的文章还被校刊登载。这段学习经历为他后来在38军担任文化教员打下了基础。
结业后，谷中蛟被分配到38军担任文化教员。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部队的文化教育和政治学习。在当时的军队中，像谷中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非常稀缺的。部队领导很重视他，不仅给他安排了单独的办公室，还经常邀请他参加军队的各种会议，征求他对部队文化建设的意见。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38军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部队，谷中蛟也随军北上。考虑到他的特殊身份和能力，部队特意安排他担任后方文化工作，不参与一线作战。这种特殊待遇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显得很突出。他的主要任务是写作战报、整理战史资料，以及为部队官兵讲解时事政治。
进入朝鲜战场后，谷中蛟的表现慢慢的出现微妙的变化。1951年初，38军参加了第四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谷中蛟所在的部队遭遇了美军的猛烈轰炸。虽然他本人在后方相对安全的位置，但亲眼目睹了战友们在空袭中伤亡的惨状，这次经历让他的言行举止发生了显著变化。
当时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美军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频繁对志愿军阵地进行轰炸。谷中蛟作为文化教员，本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发挥自己的专长，鼓舞士气。然而，他却开始频繁请求调离现有岗位。他向上级提出，希望可以回到后方从事文书工作，理由是自己能更好地发挥文化专长。
上级为了安抚他，特意为他安排了一间位于山洞里的办公室。这个山洞经过加固，能够有效防御空袭。但这种特殊待遇不仅没有让谷中蛟安心工作，反而让他愈发养尊处敝。他开始推脱部队交代的政治课程，找各种借口不去战士们的驻地。
1951年夏季，38军在上甘岭地区与美军展开激战。谷中蛟所在的连队损失惨重，但他因为特殊身份始终没有参与正面战斗。这段时期，他开始表现出对战争的厌倦情绪。在一次政治会议上，他公开质疑为何需要把知识分子送上战场，这番言论引起了战友们的不满。
到了1952年初，部队为了更好的提高战斗力，决定让后勤人员也参与军事训练。谷中蛟被编入一个临时训练班。在训练中，他的表现极其消极。射击训练时常常故意打偏，体能训练时总是落在最后。更令人不解的是，他开始刻意疏远那些和他关系较好的战友。
随着战事的推进，美军的轰炸越发猛烈。有一次，谷中蛟所在的阵地遭遇空袭，他躲在防空洞里整整两天没有出来。当战友们都在热情参加战后重建工作时，他却借口身体不适，一直待在防空洞中不肯出来。
这种种异常表现引起了政治部门的注意。1952年5月，部队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他的问题。会上，一些老战士提出谷中蛟近期的表现有问题，建议加强对他的思想教育。然而，考虑到他的文化教员身份和特殊背景，最终只是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就在这次会议后不久，为了表明了自己的＂觉悟＂，谷中蛟突然主动请缨要求参加突击队。这个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上级考虑到这可能是他改正错误的表现，批准了他的请求。然而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成为了导致后来悲剧的重要转折点。
1952年深秋，白马山战役前夕，谷中蛟被编入突击队后的表现愈发反常。在一次夜间训练中，他主动向连长提出要调查敌军阵地情况。这个请求获得批准后，他开始频繁出入前沿阵地，表面上是在搜集情报，实则在为后来的叛逃做准备。
在突击队集训期间，一位曾与谷中蛟关系较好的战士收到了家中的来信。信中提到他的妻子刚生下一个男孩，却因为缺医少药而夭折。这位战士含泪写下遗书，表示要在马上就要来临的战斗中与敌人同归于尽。谷中蛟作为文化教员，被要求协助整理这封遗书。在整理过程中，他面对战友的赤诚，却表现出异常的冷漠。
同一时期，38军正在进行冬季防寒物资的发放工作。由于战争环境恶劣，物资运输困难，棉衣等御寒用品十分紧缺。依规定，前线作战部队优先配发棉衣，后勤人员暂时使用棉被替代。这项决定引起了谷中蛟的强烈不满，他多次向后勤部门投诉，要求优先配发棉衣。
在白马山战役前的一个星期，谷中蛟收到了家乡寄来的一封信。信是他在湖南老家的表妹写来的，提到他的父母因为他参军参战的事情，在当地遭到了一些原军人家属的排挤。这封信的内容被他贴身携带，后来在他叛逃时被找到。
更为关键的是，在这段时期，谷中蛟与一名在战地医院工作的护士产生了情感纠葛。这名护士是四川人，因为谷中蛟经常去医院探望伤员而相识。两人来往密切，但护士很快发现谷中蛟言行举止异常，便主动疏远了他。这段失败的感情经历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阵地上，谷中蛟亲眼目睹了多位战友的牺牲。有一次夜间警戒时，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他身边不到三米的地方，将他的战友炸得血肉模糊。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极大的阴影，此后他在战场上总是表现得极度紧张。
就在叛逃的前一天，谷中蛟还参加了部队组织的政治学习会。会上讨论的主题是＂为何需要保家卫国＂。轮到他发言时，他反常地沉默了很久，最后只说了一句＂打仗太苦了＂就坐下了。这番表现引起了在场战士的侧目，但没人想到这竟是他的最后一次部队活动。
当天深夜，他借着值班的机会，仔仔细细地观察了前沿阵地的地形。他把自己的军装整理得格外整齐，还特意去找连长汇报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等到凌晨四点，也就是哨兵换岗的时候，他悄悄地收拾了随身物品，包括那封来自家乡的信，准备实施他的叛逃计划。
1952年11月3日凌晨，白马山前沿阵地上一片寂静。利用值班的机会，谷中蛟趁着夜色向敌军阵地爬去。他选择的时机极为隐蔽，正是志愿军换岗的空当。由于他之前多次＂侦查敌情＂，对这片区域的地形异常熟悉，很快就穿过了雷区和铁丝网。
当谷中蛟到达美军阵地时，他立即举起双手投降。美军起初对这个忽然出现的中国军人持怀疑态度，用枪指着他进行搜身。在搜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谷中蛟贴身携带的38军作战部署图和一些军事文件。这些文件证实了他的身份，美军随即将他带往后方审讯。
在被俘后的第一次审讯中，谷中蛟迫不及待地交代了志愿军的重要军事情报。他详细说明了38军在白马山地区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以及即将展开的进攻计划。美军情报人员对这一些信息的真实性起初仍有怀疑，但很快就通过其他渠道证实了情报的准确性。
更为重要的是，谷中蛟还透露了志愿军的防空工事布局。他告诉美军，志愿军的地下工事主要分布在白马山北坡，并指出了几个重要的指挥所和弹药库的具置。这些情报对美军后来的轰炸行动起到了致命的指引作用。
11月4日，美军根据谷中蛟提供的情报，对白马山阵地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们的炮火精确地轰击了志愿军的指挥所和补给线。由于早已掌握了志愿军的防御部署，美军的进攻出其不意，造成了志愿军重大伤亡。仅在第一波轰炸中，就有近千名志愿军将士壮烈牺牲。
战斗持续了整整七天。美军利用谷中蛟提供的地形信息，不断调整进攻策略。他们的炮火专门瞄准志愿军的交通要道和补给线，使得前线部队陷入弹药和给养不足的困境。最终，这场战役导致6700多名志愿军将士伤亡。
在美军后方，谷中蛟得到的＂优待＂远不如他的想象。美军给了他一件破旧的棉衣，这就是他叛国投敌的全部报酬。此后，他被安排在战俘营做翻译工作，专门负责审讯其他被俘的志愿军战士。
然而，美军对谷中蛟始终抱有戒心。他们将他单独关押在一间简陋的帐篷里，派人24小时监视。每次审讯其他战俘时，都有武装士兵全程看守。美军这种防范态度表明，即便是叛徒，也难以获得敌人的真正信任。
这场叛变事件后来被志愿军总部列为最严重的泄密事件之一。彭德怀司令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下令加强部队的保密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白马山战役的惨痛教训，也让志愿军在此后的战斗中更看重对重要岗位人员的考察和管理。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后，谷中蛟被美移到了位于济州岛的战俘营。在那里，他遇到了另外几名投敌的志愿军战俘。这些人大多被安排做翻译和文书工作，但他们之间鲜少往来，各自怀着戒备的心理。
战俘营中的生活并不如谷中蛟预期的那样轻松。每天清晨5点，他就必须起床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虽然他作为翻译享有一些特权，但美军对他的态度始终冷淡。在一次战俘营的例行检查中，美军发现他私藏了一些纸笔，立即对他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单独禁闭。
1954年初，根据日内瓦协议，战俘开始分批遣返。谷中蛟因为叛变投敌的身份，被列入了＂自愿去台湾＂的名单。2月，他被送往台湾。在台湾的第一站是基隆港，当地的接待人员对这些投诚的战俘并不热情。他们被临时安置在一个废弃的军营里，生活条件极其简陋。
到了台湾后，谷中蛟被安排在一所军事学校教授英语。他的教学工作看似体面，实际上处处受限。每次上课都有特务人员在教室后面旁听，他的日常通信也要经过严格检查。1955年夏天，他申请探望在台湾的一位远房亲戚，这个简单的请求经过层层审批，最终仍被拒绝。
1956年，台湾当局对这批投诚的前志愿军进行了一次全面审查。谷中蛟因为掌握大量军事机密，被调往特殊机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协助编写关于志愿军的情报资料。这份工作虽然待遇优厚，但也代表着他的行动将受到更严密的监控。
1960年代初，台湾掀起了一场反特务运动。谷中蛟因为身份敏感，被暂时停职接受调查。调查期间，他被限制在台北市区活动，每周必须向当地警察局报到。这种被监视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即便最终恢复了工作，他的待遇和地位也大不如前。
到了1970年代，谷中蛟已经年过半百。这时的他在台北一所中学担任普通教师，教授英语和历史。他的薪水刚够维持基本生活，住在台北市郊一间狭小的公寓里。由于特殊的身份背景，他始终未能在台湾成家立业。每年清明节，当其他人都在扫墓追思时，他只能独自在家，面对着内心的煎熬。
1980年，谷中蛟因病入院。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病房里空无一人。据医院的护士记载，他在弥留之际一直在说胡话，时而用湖南话呼喊着什么，时而又用英语自言自语。最终，这位曾经的大学讲师、志愿军文化教员、叛变者在台北的一家医院默默离世，终年63岁。
他的后事由台北市政府安排，骨灰被安葬在郊区的一处公墓。墓碑上只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一点别的信息。直到今天，这座无人问津的坟墓依然静静地矗立在那里，见证着一个叛变者的悲剧人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